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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组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目的乃是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应对苏日战争的爆发，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受苏军正规部队训练，包括武器使用、战略侦察、作战技能、协同作战、战略战术指导等。
1、苏联给抗联的任务
1942年9月26日至10月8日，部分官兵在苏军教官指导下进行跳伞训练，周保中亲自做了八次跳伞，并高度评价了这次训练。根据苏方指示，周保中还决定自11月16日起将小部队侦察列为训练计划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
周保中还请王新林（苏联远东军负责和抗联直接对接人，本名瓦西里，抗联人叫顺嘴，叫成王新林）结合苏军的需求，为全旅制定派遣方针与训练办法。
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实际上非常重视对独立步兵旅的训练，为了让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学习到苏军多兵种联合作战的经验，1942年11月16日至26日，阿巴纳先科大将带着他们一同巡视了远东方面军部分驻地，参观了某些驻军的演习，让他们对苏军正规部队的驻扎、操练以及模拟战时的多兵种联合作战做近距离观察。
在组织训练的同时，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还积极派遣人员返回东北活动。1942年11月25日，周保中在给南野营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中就指出：
第一，由于1942年冬时局环境的需要，两个野营的人员除重伤员外“能派尽派”，一律派回各游击区活动；第二，正在直接接受苏方派遣任务的人员无须立即归回野营，而应继续在苏军指导下执行派遣任务。李正熙属于后一类人员，周保中嘱咐他继续留在原机关接受苏联长官的指导进行派遣工作，并解释之所以如此安排，正是“为我们东北抗日联军游击运动争取新前途，这是为坚持中国抗战，这是为共产主义者保护劳动祖国——苏联”。
关于东北抗联小部队活动的问题，长期众说纷纭。
就小部队活动内容，大致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系指根据远东方面军情报机构派遣，东北抗联以小股兵力活动的形式返回中国东北搜集日伪军情并做袭扰破坏活动。小部队一般包括几人至十几人，配有轻型武器和电台。此类小部队活动开始于1939年4月15日，以莫斯科指示派赵尚志返回东北为标志。赵尚志的任务之一就是替苏军收集日伪军情。1939-1940年，抗联各部大都开始以小部队形式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伯力会议上，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还代表东北党同苏军正式约定将小部队侦察，作为东北抗联军事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第二种解释则突出中国革命史叙事色调，指东北抗联化整为零，以小部队形式开展游击运动，主要是敌后袭扰与党的宣传组织及联络工作。基于这一定义，1936年起零散过界的东北抗联人员也可称为“小部队”，1940年代前期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留守东北期间进行的也是小部队斗争。
这一种解释多会尽力淡化其为苏军收集日伪军情的色彩。王效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访谈时，尽管承认小部队活动有为苏联侦察敌情的一面，更强调这些侦察任务是新增加的，称小部队主要的是还由周保中统一领导和派遣到东北坚持游击斗争，强调东北党在派遣过程中的主动性与自主性。
2、侦察工作的细则
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资料的梳理，尽管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参与了一些派遣工作，而且一些小部队在东北活动时也打出东北抗联的旗帜，甚至会宣传抗战，但依然不能确认小部队就是东北党派出和领导的游击队伍。
第一，小部队派遣、补给、联络及活动内容等都是苏军指定，大部分派遣行动都未经过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等东北党领导人，更不受东北党领导，而由苏军情报机构直接统率；第二，小部队主要是执行苏军指派的侦察任务，尽管也做些群众工作，但主要不是发展抗日队伍或寻求对日伪的战斗胜利，而是希望通过群众获取亟需的日伪军情与民情。
就这一层意义，小部队活动开始于1939年春。正是莫斯科远东战略政策的调整，促使远东苏军调整了对东北抗联政策，最后才出现东北抗联官兵以小部队形式为苏军侦察情报。
小部队活跃的时段是1941年初至1942年底，受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关系演变等形势的影响，高潮出现在1941年秋，在伯力的周保中甚至一度无人可派。1942年初，周保中还根据苏方指示，将野营人员编组为12个小部队准备派遣。1942年7月，苏军整编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之后，要求所有野营人员全部派出。有资料称，自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仅仅从野营派遣的小部队总数就超过30支，总人数则在300人以上。
小部队派遣的主要目的是侦察日伪军情，包括军事部署、部队数量与装备情形、军工建设等。
1942年3月《盛京时报》一篇报道对小部队情形有过描述：
现下匪数仅为百名，然由其一般动向、并民众工作状况观之，极呈分散XX且其潜伏行动，似已放弃武力扰乱之企图，专在敌性国家支援之下，狂奔谍报，谋略策动地下工作，亦即力求日满军事之侦谍，或巧捉我方政治之弱点，努力酿成其他民众不平不满之心理，或怀柔土匪等以备一旦有事之际，用为展开伏线的准备工作。
在搜集情报内容方面，苏军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要求侦查的情报具体到敌军的番号、兵种、人数、装备，乃至军官姓名；至于涉及地理状况的情报，则要求避免一般性、笼统的叙述。
王新林为此下过非常详细的规定：
（1）从什么地方起点，经过什么地方，什么地段已修成或正修筑，或正在实施计划准备中；（2）道路的幅宽，路基状况，路面种类，如果是铁道，应说明是广轨、准轨、狭轨等；（3）什么时候该道路开始修筑，什么时候能完工，若干工人做工，谁家公司承包，有无保护兵力，什么机关负责监修；（4）该道路具体的进行什么修筑工作，例如：土段、路基、铺轨、桥梁、隧道、什么地段未完成，什么已完成，什么时候某段已通车等等。
同侦查工作相比，小部队活动中的抗日游击宣传，则较为粗略。1943年之前，执行派遣任务的小部队，大多只是在遇到东北民众或与日伪讨伐部队遭遇时打出抗联游击抗日的旗号，相关工作难言细致。安吉在对1942年最后五个月的工作回顾时，只是在末尾笼统地提到只做过一些群众和宣传工作，包括在活动区域建立了一些同农民的关系，利用他们获得给养或敌情宣传方面等等。与安吉同一时期活动的朴德山部，在向遇到的民众做抗日宣传时，主要讲的是不会侵犯他们的利益，并提出请他们帮助侦察工作。
3、何以停止派遣？倍顺网
小部队活动持续到至1942年底至1943年春，苏军情报机构对抗联小部队派遣工作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开始严令“停止旅内派遣”。种种迹象表明，苏军态度在1942年底就开始发生变化。
1942年11月初，王新林还在指示周保中派遣小部队到北安、牡丹江一带，周保中更是在当月发出所有人员一律派遣的指示。仅仅一个月后，周保中却与王新林联名指示那些正在东北活动的小部队官兵，要他们迅速返回野营。
姜信泰、朴德山、安吉等率领的小部队，就是这一时期奉令越境入苏的。1943年2月底，周保中还限令王效明在做好必要的工作安置后，带朴洛权、杨清海等编余人员于3月底返回。1943年初开始，王新林再未向周保中发出派遣指示，也不再指示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训练工作，甚至不再向周保中通报关于派遣工作和通讯联络的日常问题。
1943年春，苏军明确指示周保中，“停止旅内派遣小队的活动”。
以往研究者虽然关注到1943年春的“停止旅内派遣”，但多是将小部队派遣与苏方派遣活动隔离开来，称“1943年，抗联教导旅一般地停止了成批小部队的派遣工作，但由苏方直接派遣的军事侦察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至于为什么会停止小部队派遣；是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等东北党负责人的主张，还是苏军的命令，并没有解释。1984年5月由中共中央资料征集委员会召集的“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工作座谈会”上，多数老同志们甚至都不曾提到有关停止派遣的问题。季青虽然讲到自1942年底“较大的小部队都被调回整训”，但对为何被调回，以及后面派遣情形如何没有解释。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停止旅内派遣”是有远东方面军总司令的命令的。
周保中在1943年春，写给王新林的一封信中就提到远东方面总司令给周保中的三项指示：
第一项，禁止再派人联络中共中央，总司令的理由是，现实条件下无可能；第二项，禁止从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派遣官兵到东北地区从事“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第三项，允许派遣那些没有被编入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东北抗联官兵以及由苏军直接掌握的游击队到东北地区“去执行中共党组织的和游击队的工作”。
总司令这些命令实际上就是不愿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再与中共中央发生关系，以至于不允许他们从事与中共和东北游击运动相关的工作。周保中对总司令三项指示的立场，是“不能不同意”。
总司令为何在1943年春下达新指示呢？
可能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这一时期远东苏军高层人事发生更迭。1943年4月25日，莫斯科大本营更换了远东方面军总司令，自西线调来新一代军事将领普尔卡耶夫上将，接替老近卫军阿巴纳先科大将。
由于周保中提到总司令命令的电报中没有标注具体时间，无法判断究竟哪一位总司令给他的命令。不过，从1943年3月底周保中仍在从旅内派出人员到东北侦察并做抗日救国组织宣传工作（如3月39日派出以郭祥云为队长的四人小队到刘雁来、李永镐处，后在富锦、佳木斯、饶河、抚远等地侦察并做抗日宣传）来看，直到1943年3月29日他仍未接到总司令指示；若总司令命令发出时间是1943年4月，则很有可能出自新任的普尔卡耶夫上将之手。
果真如此，“停止旅内派遣”的原因是新任总司令对这支部队有了新的考虑。
因素之二则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互动。
直到1942年夏秋，季米特洛夫仍在催促中共中央派人加强东北工作，包括派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到南满以牵制日军北上。
只是，中共中央以各种理由（路途遥远、经费缺乏、受日军阻挠等）拒绝出兵东北，只同意建立训练，派一些干部前往。这些行动很难令季米特洛夫满意，以至于他拒绝帮助中共中央联络中共东北党和游击队，在1943年3月16日对中共中央谎称同东北党组织没有联系，尽管这些人就在苏联。
此后的1943年4月20日，远东方面军负责人曾向季米特洛夫询问在中国、朝鲜以及其他部队中开展工作，以筹备应付苏日战争爆发的情形，并请共产国际派人开展这项工作。由此，季米特洛夫已经决心掌控东北抗联，这一决定在时间上与周保中接到总司令命令几乎同时，是一种可能的因素。
因素之三是日军已经基本掌握苏方训练、派遣小部队的情形，以及小部队活动的规律并有相应的策略。在此情形下继续派遣不仅作用不会明显，还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如夏振华叛变后向日军供述了受训与派遣的详细情形，包括任务下达、派遣过程、宣传策略、及活动规律等。至1943年夏，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专门针对小部队活动制定了《如何查明苏联思想策略的真相》，指出苏联的基本策略是唆使与派遣大量情报人员到东北活动，称东北抗联已经今非昔比，现时主要执行苏联对东北的情报与思想的策略，无论北满省委（第三路军）或是吉东省委（第二路军）都由远东红军统一领导。
在日军掌握小部队活动规律并有应对策略的情形下，苏方是有可能停止派遣的。
无论如何，根据这份命令，独立步兵旅不仅被禁止联络中共中央，也被禁止到东北开展党组织和抗日游击运动。这一要求同双方此前达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原则（包括1940年的三月十九日提纲、1941年初第二次伯力会议重申的相互关系原则，以及1942年7月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就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提出的指示原则等）都是相悖的。
4、周保中态度的转变
尽管总司令承诺会调旅外人员到东北开展党组织和游击运动工作，但周保中很快发现苏军不打算履行这一承诺。王新林不仅从未提出具体方案，还拒绝移交相关人员，哪怕是其中一半的人。种种情形令周保中感到，执行总司令命令的结果不仅是无法保证东北抗联军事系统，东北党的群众基础也将完全丧失。
1943年6月1日，周保中写信给王新林表达自己的顾虑。
他不无担心地指出苏方政策的消极影响，即将会导致“取消东北抗日游击队”“取消东北党组织”。
他指出：
现在我感觉到：我们的东北游击队若是和东北实际环境脱离，那末，就不成其为游击队了。我们东北中共党组织同东北人民脱离，就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工作，那末，这样的党组织也不成其为党组织了，在我们旅内的游击队员不多，中国人的数目不多，这也就不能成其为中国旅了。如果照这样下去，与我们最初接受远东红军的领导和援助的本旨，与我们的政治关系和东北游击运动的基本的立场，不但要失去依据，并且实际上要经过我们再去实现继续东北游击运动是不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提出这样的问题：“取消东北抗日游击队”。“取消东北党组织”。我们的旅再不可以称为“中国旅”。
周保中请王新林顾到东北党与东北游击运动的立场，指导现实工作时应尽可能地适应东北游击运动环境的需求。
针对具体工作，周保中提出两点明确要求：
第一，彻底清查苏军从南、北两个野营直接派出的人员并尽快将他们派回北野营。他指出，苏军在确有侦察任务必要时可抽调上述人员专门做侦探工作，但仍须改善现有组织方式及派遣条件，尤其要保证派遣人员同游击队和东北党的组织关系。第二，他希望从旅内派20-30名干部到牡丹江、宁安、敦化、依兰、佳木斯、绥化一带做群众与地方党组织工作。
周保中的要求显然与总司令的命令相悖。后者基本是要割断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与中共领导的东北游击运动的关系，不论动机如何，至少会达成这一客观结果，甚至会“取消东北抗日游击队”“取消东北党组织”。而周保中所提要求的目的，则是尽力确保东北游击运动的前途。
或许是缓和气氛，周保中在信的起头以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回顾了其与苏方关系的发展历程，一再表达对远东方面军总司令与王新林的感激之情，一再宣称彼此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在信的末尾，他还强调信中内容只是其个人意见，称这些内容尚未与其他人讨论或宣布，只有旅内苏联军官佐林一人知道。
相对此前关于东北党等问题的立场，周保中此时对相关问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则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一事件对周保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首先强化了他对联络中共中央问题的迫切性。1943年6月给王新林的信中，周保中对共产国际解散表达了“意外”感，同时表示，在认真研究了报纸刊登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声明后认识到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不过，他接着提醒王新林关注声明里的一段话，并以此作为指导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原则，意即提醒王新林尊重中国革命与东北抗战的独立性，即“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底道路深刻不同，不同的特性和他们的社会历史的积累甚至矛盾，他们的政治的，社会的发展程度速率，亦不相同，最后工人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底差别规定了各国工人阶级当前任务的不同。”
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周保中的立场与观念发生第一次重大转变。战争的爆发促使他决定放弃中国革命与东北抗战的立场，真诚地将保卫苏联与保卫中国的任务等同起来，认为保护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便是保护自己民族祖国中国，强调所有留在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都有直接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必要。
他为此正式提议王新林将东北抗联并入远东军序列，由苏军直接指挥前往苏德战争前线作战。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周保中的观念发生了第二次转变，他开始重新意识到联络中共中央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他还援引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即“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心底共产国际解散，解除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由于共产国际章程和世界大会底决定所产生的职责义务”，告诉苏军负责人，此前东北党可以暂时接受联共党的援助和指导，现在发生新问题，须原则性解决问题。他请求派人返回东北并前往延安寻求与中共中央恢复直接联络。
由于缺乏必要的史料，目前无从得知王新林给周保中的答复如何。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自此而后，以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为首的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与东北游击运动基本脱离了关系。
周保中在1945年8月24日写给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信中有这样的描述：“我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1943年以前，一直同满洲当地的秘密党组织和游击队保持联系”。意即，在此之后中共东北党就不再与东北游击运动发生关系了。
无论如何，自1943年春夏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小部队派遣行动基本结束了。尽管远东方面军总司令只是要求周保中“停止旅内派遣”，但周保中在未经王新林及苏方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事实上也不可能进行“旅外派遣”。周保中很清楚这一点，只是最终仍接受了苏方的要求。除了身为共产党员的政治与组织原则性，他更多的考虑，还在于为未来的对日战争保存实力、培养干部，为东北游击运动的前途积蓄力量。
要指出的是，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并非当时苏联远东方面军序列中唯一一支情报侦察部队。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鉴于日本情报机构对苏联远东侦察活动急遽增多，苏联远东内务与情报部门就已经开始组建情报侦察部队。1942年1月9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给联共中央的报告提到，为应付加剧的战争危机，培训情报干部的工作正在进行，建议在哈巴罗夫斯克组建特种训练班。
1942年6月28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防人民委员部部长切斯诺科夫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指出，鉴于日本可能进攻苏联，有必要在同远东方面军情报部密切配合，着手选拔、培养与训练小股秘密侦察部队，一旦日本进攻苏联，可即将这些部队派到敌人的战略据点执行侦察任务。
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苏联远东边疆区相关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截至1942年9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远东地区就出现众多侦察部队，仅滨海边疆区一地就新成立95支小股侦察支队，总人数达3723人。
这些部队多由边防军战士志愿组成，在远东边区党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直接领导下，接受特殊的政治、军事训练。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共计向日军后方派出了188支情报侦察部队，完成了200多次特别行动，另有588名装备精良的情报人员活跃在距离边境100-250千米纵深的敌人后方，通过无线电与总司令部保持联系。
远东战役期间，苏军每一条纵深攻击在线都活跃着大量空中与地面侦查部队，他们携带着大功率军用电台，在70-80千米的纵深空间不间断执行侦查任务。这也是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组建的基本背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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